“五道杠”何以成了沉重的舆论枷锁?
“五道杠”何以成了沉重的舆论枷锁?
2008年1月,曾有一个北京小学生因为一句话而爆红网络,当时《新闻联播》里播出一则关于净化网络视听的新闻,13岁的张殊凡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“上网查资料,弹出的网页,很黄很暴力”。
一句话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流行语大赛,或只因这里存在着令人讶异的刺目反差: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,在一个向以严肃著称的新闻节目里,说出了一句她那个年纪本不该脱口而出的话语。此语的火爆程度,其实也可看作网友的一次艺术式诘问——接受采访时的话,真的是小学生的本意吗?
有没有什么有违孩子天性的外在因素作祟?回答这个问题前,不妨再看看一个最新例子——网上又一位小学生演绎了相似的走红路径。日前媒体报道了武汉“天才少年”黄艺博,据说他两岁看《新闻联播》,七八岁开始阅读《参考消息》、《人民日报》,现已发表100多篇文章,上网只关注民生大事,而不玩游戏。
但这可能还不是黄艺博爆红的主要原因,因为微博上论坛中,所有关于此事的舆论,最后都被抽象浓缩出一个可能大家此前都不甚熟悉的词“五道杠”,且多配有这位“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长”戴着红领巾和“五道杠”队牌的图片。很多人惊呼,以前以为三道杠就顶天了,直至黄艺博为自己扫了盲。
当然,目前家长已回应称,此前网上信息有误,其实黄艺博只是“少先队武汉市副总队长”。但是这个并未平息网上舆论,网上各式PS照片和段子,仍集中在这个孩子的“官相”、文字透出的“官腔”。过度的舆论压力,会对一个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,就像当初张殊凡、林妙可等小朋友所遇到的困扰一样,现在黄艺博的父亲也在呼吁“想早点平息此事,别把对社会的不满发泄在我儿子的身上。”
这里其实有个待厘清的问题,集中在黄艺博身上的舆论纷争,怎么会被视为是发泄“对社会的不满”呢?或者我们把问题分解一下,舆论主要是盯着黄艺博,还是盯着那个“五道杠”呢?恐怕答案不言自明,假如黄艺博只是一个邻家小孩,哪怕能三岁倒背圆周率,五岁默写尚书、山海经,估计也只是一个社会花边新闻,而难以引起全国性的舆论关注。
而假如他幼时看的不是被公认的“官样”太浓的《新闻联播》、《参考消息》、《人民日报》,而是喜欢读《存在与虚无》、酷爱量子物理学的IQ超高的天才,那么他也会像武汉另一少年作家蒋方舟或《生活大爆炸》里的科学怪才Sheldon一样,受到舆论喜爱追捧和艳羡,绝不至于陷入当下的尴尬窘困之境。
黄艺博和蒋方舟、Sheldon的区别之处在于,后者是崇尚个性和符合天性的自我完善和发展,而前者成长路径,则是被公共舆论视为违反儿童成长天性的变味式的强化发展。即便如此,假如黄艺博只是黄艺博,舆论至多也就是惋惜,但是当黄艺博和“五道杠”划等号,这样的少年却是“少先队武汉市副总队长”时,舆论的关注强度和表达方式就发生了变化。揶揄嘲讽恶搞乃至一些惯性质疑、诛心之论,甚至还有些类似于美剧中的“阴谋论”(豆瓣网就有网帖称黄艺博事件是其“政敌”——总队长故意使的绊子)都赫然出现了。
这里有些不理性不节制之处,显然会演绎出网络暴力,值得警惕。但总体舆论趋势却表明,“五道杠”成了附加于此事件的一个沉重的舆论枷锁。舆论不能接受的这种过度“早熟”式的个人发展,竟会为官方主流价值所认可和褒奖。
当然,我们也不用过度忧虑,就如蒋方舟同学在微博上所言:“在武汉读高中的时候,隔壁宿舍的女同学小时候也是五道杠,市长小助理,做到少年儿童届最高官阶才顺利退休。上高中之后照样交混混男友。黄小朋友没什么好讨论好惧怕的,我相信他不久就会成为正常人。”这话很幽默,却应是目前舆论该有的持平心态。当然,此事并非全无反思之处,那就是搞清楚舆论为何会对“五道杠”的火力全开,假如这是所谓的“社会的不满”,那么如何制度性修复它,显然比我们都对着黄艺博过度焦虑、干着急,要靠谱得多
一句话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流行语大赛,或只因这里存在着令人讶异的刺目反差: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,在一个向以严肃著称的新闻节目里,说出了一句她那个年纪本不该脱口而出的话语。此语的火爆程度,其实也可看作网友的一次艺术式诘问——接受采访时的话,真的是小学生的本意吗?
有没有什么有违孩子天性的外在因素作祟?回答这个问题前,不妨再看看一个最新例子——网上又一位小学生演绎了相似的走红路径。日前媒体报道了武汉“天才少年”黄艺博,据说他两岁看《新闻联播》,七八岁开始阅读《参考消息》、《人民日报》,现已发表100多篇文章,上网只关注民生大事,而不玩游戏。
但这可能还不是黄艺博爆红的主要原因,因为微博上论坛中,所有关于此事的舆论,最后都被抽象浓缩出一个可能大家此前都不甚熟悉的词“五道杠”,且多配有这位“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长”戴着红领巾和“五道杠”队牌的图片。很多人惊呼,以前以为三道杠就顶天了,直至黄艺博为自己扫了盲。
当然,目前家长已回应称,此前网上信息有误,其实黄艺博只是“少先队武汉市副总队长”。但是这个并未平息网上舆论,网上各式PS照片和段子,仍集中在这个孩子的“官相”、文字透出的“官腔”。过度的舆论压力,会对一个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,就像当初张殊凡、林妙可等小朋友所遇到的困扰一样,现在黄艺博的父亲也在呼吁“想早点平息此事,别把对社会的不满发泄在我儿子的身上。”
这里其实有个待厘清的问题,集中在黄艺博身上的舆论纷争,怎么会被视为是发泄“对社会的不满”呢?或者我们把问题分解一下,舆论主要是盯着黄艺博,还是盯着那个“五道杠”呢?恐怕答案不言自明,假如黄艺博只是一个邻家小孩,哪怕能三岁倒背圆周率,五岁默写尚书、山海经,估计也只是一个社会花边新闻,而难以引起全国性的舆论关注。
而假如他幼时看的不是被公认的“官样”太浓的《新闻联播》、《参考消息》、《人民日报》,而是喜欢读《存在与虚无》、酷爱量子物理学的IQ超高的天才,那么他也会像武汉另一少年作家蒋方舟或《生活大爆炸》里的科学怪才Sheldon一样,受到舆论喜爱追捧和艳羡,绝不至于陷入当下的尴尬窘困之境。
黄艺博和蒋方舟、Sheldon的区别之处在于,后者是崇尚个性和符合天性的自我完善和发展,而前者成长路径,则是被公共舆论视为违反儿童成长天性的变味式的强化发展。即便如此,假如黄艺博只是黄艺博,舆论至多也就是惋惜,但是当黄艺博和“五道杠”划等号,这样的少年却是“少先队武汉市副总队长”时,舆论的关注强度和表达方式就发生了变化。揶揄嘲讽恶搞乃至一些惯性质疑、诛心之论,甚至还有些类似于美剧中的“阴谋论”(豆瓣网就有网帖称黄艺博事件是其“政敌”——总队长故意使的绊子)都赫然出现了。
这里有些不理性不节制之处,显然会演绎出网络暴力,值得警惕。但总体舆论趋势却表明,“五道杠”成了附加于此事件的一个沉重的舆论枷锁。舆论不能接受的这种过度“早熟”式的个人发展,竟会为官方主流价值所认可和褒奖。
当然,我们也不用过度忧虑,就如蒋方舟同学在微博上所言:“在武汉读高中的时候,隔壁宿舍的女同学小时候也是五道杠,市长小助理,做到少年儿童届最高官阶才顺利退休。上高中之后照样交混混男友。黄小朋友没什么好讨论好惧怕的,我相信他不久就会成为正常人。”这话很幽默,却应是目前舆论该有的持平心态。当然,此事并非全无反思之处,那就是搞清楚舆论为何会对“五道杠”的火力全开,假如这是所谓的“社会的不满”,那么如何制度性修复它,显然比我们都对着黄艺博过度焦虑、干着急,要靠谱得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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